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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所 | 晏绍祥：古典世界的政治与政治思考

2017-01-02 晏绍祥 碎金书坊

如果雅典人按照人口比例而言，是“最聪明、最卓越、最有成就的一支人”，因而值得我们敬佩，那么能够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准确、合理地呈现给读者的人，也同样值得我们敬佩。——晏绍祥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部专题性集体著作，实为多卷本剑桥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的第一卷。按照这类书的惯例，一般设置一位或多位主编，再由主编约请行内专家分头撰写，如《剑桥古代史》之类的大部头著作一样，对某个时段或者某个专题做综合性叙述。

所以该书首要的优点，在于其综合性。它按照历史顺序，系统叙述了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的历史，始自古风时代希腊人政治思考的发端，中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鼎盛时期，到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余绪，以基督教终篇。

其中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人物的政治哲学，但更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人物的政治主张。如古风时代的抒情诗人阿基罗科斯、提尔泰和梭伦，古典时代的智者如普罗塔戈拉和安提丰，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犬儒派、斯多葛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以及悲剧、喜剧作家等。

他们中某些人的思想的确不如柏拉图等深刻，因为资料缺乏，更说不上系统，但他们仍是诗人和作家们对城邦政治的思考和反思，构成了广义上的政治思想，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综合性、体系性政治思想能够产生的前提，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则成为帝国时代政治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许多政治思想史著作……经常会落入逐一介绍思想家生平及其思想的俗套……该书则努力实现新的综合……因此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与中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继承和超越，以及希腊思想在罗马时代的回响，得到了多个角度的说明。

从政治思想的背景来说，古典时代是城邦，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城邦构成了他们政治思考的中心和基础。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则是以庞大的帝国为特征；思考的对象，有一个以城邦公民为中心到以君王为中心的转变。

同时，如主编罗指出的，罗马人的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希腊，尤其是希腊化时代的延续，要把罗马人从其中分离出来，“至少在理论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要揭开复杂的剽窃和修正之网。”因此，该书采用的分期，正是古典世界政治思想发展趋势的反映。

《苏格拉底与亚西比德》，Christoffer Wilhelm Eckersberg

在谋篇布局上，该书也强调综合。许多政治思想史著作，包括西方学者的著述，经常会落入逐一介绍思想家生平及其思想的俗套，政治思想史犹如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加思想列传。对于专门研究某一个人物的思想来说，这样做不无可取之处，但如果涉及一个时代，则不免割裂思想史本身发展的脉络。

该书则努力实现新的综合，一方面注意思想发展的前后联系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之间的互动，同时注意将政治思想置于思想家个人的总体主张之中，因此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与中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继承和超越，以及希腊思想在罗马时代的回响，得到了多个角度的说明。

而帝国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也不再是一个个哲学家各自独立的主张，而是被作为一个相互联系与继承的整体来呈现，其中包含的斯多葛派与犬儒派的主张，得到了适当的强调。

向来被西方学者视为独创的早期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在新的观照下，也与古典世界的过去具有了更多的延续性，体现了彼得·布朗以来西方古典晚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如此构建起来的希腊罗马世界的政治思想，在突出个人和流派特性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整体性和共性，层次也更加多样和立体。

由于公民的私人生活与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在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个人道德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在该书中，道德与伦理，不管是公民个人的，还是政治家和皇帝的，都成为古代政治思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因此在该书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

其次，该书重视古典世界政治思考的特性。在该书的主编看来，古典世界政治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发端于城邦，并以城邦为基础；一是公民与政治的密切联系，相应地是个人的道德理想在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用该书两位主编的话说，希腊人和共和时代罗马人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兴起有赖于一种组织的复杂制度的进化。这种组织始于那种高度特殊的共同体形式———希腊的城邦，它或多或少地将通过辩论处理政治冲突的方式制度化了”。卡特利奇所说的希腊人“政治的”一面，根源正在于城邦制度之中。

无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多么伟大，政治思考带上了多少他们个人思维的特征，他们终归未能摆脱城邦制度的基本背景，其政治思考的唯一对象，是城邦。即使在城邦出现危机的时代，也不曾严肃地考虑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国家形态。不管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鼓吹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共妻共子，还是他主张的次优城邦法治共同体，基本的目标，都是希望达成城邦的稳定。

亚里士多德把城邦作为人类能够达到其最完善生活的最高层次的团体，其“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的论断，最为概括地表达了城邦与他们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

幼年西塞罗

西塞罗将共和国界定为“人民的事务”，则反映了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的基本事实，即在罗马的政治中，民众的参与是一个基本因素。无论罗马的显贵们如何操纵，都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愿望。

由于公民的私人生活与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国家的性格被认为与公民个人的道德紧密相关，公民个人的品行被认为直接反映了一个城邦政治制度的优劣，因此在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个人道德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伯里克利之所以得到修昔底德的肯定，不仅是因为他能够领导人民而非人民领导他，还因为他政治上的廉洁和个人道德的高尚，他之后的政治家们因为私心膨胀，竞相讨好人民，丧失了对政治的领导权，不出意外地成为了修昔底德笔下的恶棍；柏拉图等批评地米斯托克利以来的雅典所有政治家，则因为他们不能让雅典人道德上变得更加高尚，像个拙劣的糕点师，以讨好人民为要务，最终落得被雅典人民流放的下场。不曾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发挥过显著作用的苏格拉底，“因为他不愿意参与公共辩论，他甚至可能被看作一个没有发挥其作为公民作用的人”，反而被柏拉图视为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他是唯一按照政治家应有的方式进行活动的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城邦是个人能够在其中获得自足与完善的最高社会单位，所以伦理学为培养优秀公民所必需，是政治学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到罗马帝国时代，虽然公民政治随着城邦的瓦解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那个民众无力制约其权力的皇帝，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个人的节制和美德。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到帝国时代被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道德伦理在政治学说中的地位，较过去更加突出。而在现代政治中，道德更多地与个人生活相关，在公共领域不再那么突出。所以，在该书中，道德与伦理，不管是公民个人的，还是政治家和皇帝的，都成为古代政治思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因此在该书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

罗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否只能拾希腊人牙慧？然而，至少在政治思想领域，该书的作者们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西塞罗的思想中确实广泛汲取了希腊思想的营养，但他的政治哲学仍是“个性化的、哲学化的罗马共和国精神”。

复次，详略兼顾，突出重点。对古典世界政治思想而言，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影响，以及主要哲学流派产生于公元前5—前4世纪，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政治思考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心。除开篇卡特利奇有关政治术语的讨论和拉夫劳勃对古风时代诗人与哲学家政治思想的探讨外，从第3章《希腊戏剧与希腊政治学说》开始，进入古典时代希腊政治思想的范畴，随后有关史学家与智者、演说家、德谟克利特、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等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被编者作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前奏。

虽然如此，该书对前苏格拉底时代政治思想的讨论，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得到学者们高度的肯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成功地扩大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并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体系性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雄厚基础。

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几位大师，该书给予了相对较多的篇幅，因为“一旦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出现在本卷中，政治学说就取得了高于其他政治思考方式的特权地位。我们不仅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人进行了必要的、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讨论，其程度超过任何其他思想家，而且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一编中，多数内容也是在追寻柏拉图的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在后来的思想家那里的命运”。所以，从历史发展来说，古典时代的希腊不过只是古典世界近1500年历史中一个相当短促的阶段，但其政治思想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

及至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希腊人仍然占据着政治思考的中心，犬儒派、斯多葛派和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理论固然是典型的希腊式政治思想，罗马时代的思想家，无论是西塞罗、塞涅卡还是约瑟弗斯（又译约瑟夫斯）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作家，都是用希腊人的话语和范式讨论政治，相当多的思想源泉实际发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所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在该书中占有的看来不太适当的庞大篇幅，恰好反映了那时希腊人在政治思考上的创造与贡献。

《亚里士多德》，Francesco Hayez

然而，这样的论断，是否代表罗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只能拾希腊人牙慧？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如此认为，罗马人如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言论，强化了此种印象。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的一段经典表述，被视为罗马人在文化上自视低于希腊人的宣言；贺拉斯曾说，野蛮的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但正是希腊人给粗鄙的拉丁姆带来了艺术。西塞罗公开承认，雅典是世界文明之源，他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来自希腊人的教诲与他们的著作，柏拉图则是思想家之王，是他教会罗马人智慧与美德相联系，统治的秘密在于把智慧与权力结合起来。对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论，西塞罗无疑熟知而且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多有借鉴。

然而，至少在政治思想领域，该书的作者们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西塞罗的思想中确实广泛汲取了希腊思想的营养，但他的政治哲学仍是“个性化的、哲学化的罗马共和国精神”。他的确没有为那个时代的弊端提供实际的补救方案，他的政治措施是加速而非延缓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然而，西塞罗的思想，仍然是非常罗马式的，为此作者特意详尽阐述了西塞罗思想产生的罗马共和国末年的背景，指出他在面对生灵涂炭、共和国即将暴死的时代，“为恢复和维护和平提供另外一种战略固然幼稚，但可以肯定，不是毫无价值。”即使“那些不了解西塞罗理论具体目的的人们，也会承认爱国主义和公共服务、勇气和雄心、施予和友谊诸主题的永久性质”。

其他诸如拉丁历史学家、帝国时代的斯多葛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甚至犹太人约瑟弗斯与基督教的教父们，政治思考的方式虽使用希腊人创造的话语和范式，但也都带上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显著特征。

罗马史学家借助先例说明问题的传统，只能来自罗马；塔西佗对奥古斯都所树立的先例的重视，还有《编年史》描写提比略继位时罗马人的丑恶，肯定是元首制100多年统治的遗产；约瑟弗斯把世俗历史作为世界历史一个部分来处理的做法，以及早期基督教宣布的唯一神上帝与唯一君主皇帝的对应，都显示了帝国时代政治思想的变化。肯定希腊人的创造性而不贬低罗马人的伟大，是本书处理得最为成功的主题之一。

作者阵容的强大，保证了该书观点的权威与资料的充实。各章作者们采用的基本方法并非单纯的叙事，而是深入到相关文本之中，从原始文本中探讨相关人物的政治主张。

最后，是本书的作者队伍和资料问题。该书基于剑桥系列史的传统，作者阵容可谓豪华。两位主编中，罗为杜兰大学希腊语教授，以研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见长，出版过多种研究柏拉图的著述；斯科菲尔德为剑桥大学古代哲学教授，先后研究过前苏格拉底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柏拉图等，主编了《剑桥希腊化时代哲学史》等著作。

其他作者，如阐述历史背景的卡特利奇、拉夫劳勃和加恩西等，都是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卡特利奇以研究斯巴达史起家，是当今西方最为知名的希腊史学者之一；拉夫劳勃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史，曾出版多种关于希腊民主政治的著作，其关于希腊人自由观念的专著最初以德文出版，后被译为英文，在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加恩西最初研究罗马法，后转向古典世界社会经济史研究，是芬利之后最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之一。其他各章的作者，无不都是一时之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部分，多出自两位主编之手，其他如执笔西塞罗部分的阿特金斯、塞涅卡部分的格里芬、演说家部分的奥伯、苏格拉底部分的莱恩和彭纳、柏拉图《法律篇》部分的拉克等，本人或是哲学家、或是政治学家，对相关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部分，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彭纳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思想关系的探讨、斯科菲尔德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论述、拉克对柏拉图《法律篇》的分析、米勒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的讨论、莫尔斯对犬儒派政治主张的重建、约翰斯顿对罗马法学家政治思想的爬梳等，都源自对原始文本的解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们忽视了现代的著述。各章的基本观点，几乎都是在与现代学者的对话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书后所附的60余页的参考文献，除简要列举了利用的古典文献的不同版本外，尤其列举了作者们征引的各类书目，充分展示了作者们的博学与征引的广博。虽然这份书单不免带有英美学术界的偏见（大约与作者主要来自英语国家有关），于德语、法语学界的观点和著述涉及相对较少，但它们包含了有关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最为权威和最新的著述，既交代了相关观点和材料的来源，也成为读者进一步探索的良好基础。

这本著作的综合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使它一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者广泛的注意。德国的《历史杂志》、《哲学研究杂志》，荷兰的《摩涅墨绪涅》，法国的《古典古代》，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等都发表了知名学者的书评，对该书多有肯定。这些书评均认为该书在过去的基础上，扩展了政治思想史资料的范围，开拓了新领域，提示了研究古典世界政治思考多种不同的路径和问题，揭示了主要问题的史料以及当前的研究现状，预示了不同方法可能产生的不同答案。

……

柏拉图《会饮篇》，Anselm Feuerbach

要开展良好的学术批评，需要破除三种错误的观念：一是一旦批评某人，“就是对某人不利”；二是“某人一旦受到批评，他的研究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三是“批评者一定比被批评者高明”。

然而该书也带有一般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特征：政治思想被视为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分析和叙述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哲学味道，虽是史学著作，处理问题和研究路径偏向哲学。所有观点，基本都从文本的解读入手，重点在分析文本内在的逻辑和作者的意图。

政治思考无疑具有非常个人化的风格，每个思想家对现实的反应，因其自身的经历和立场，会存在相当的不同，而且该书的作者们自己大多就是哲学家，这样做无可厚非，也相当自然。但对我辈从事历史研究的读者而言，有时会感觉不足。

这里仅举正反两个例子，以说明历史背景对理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性。阿特金斯的《西塞罗》把主角置于共和国末年的背景中，在罗马公元前2世纪末以来约100年的内战、西塞罗本人的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反应和思考三者之间恰当地把握了平衡。既突出了共和国政治的一般特性对西塞罗的影响，也通过西塞罗的成长经历，揭示其思想取向的一般特征；同时还注意到，共和国的崩溃通过残酷的内战实现，苏拉、恺撒和屋大维通过残酷消灭对手摧毁共和传统。西塞罗则倡导以和平手段，借助不同等级间的和谐达成目标的诉求。他的替代方案和因此付出的努力看来归于失败，他本人的措施，例如希望借助屋大维对抗安东尼，也未必高明，可能还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但他为挽救共和国付出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努力，仍具有积极意义。在笔者看来，这是该书写得最为精彩的一章。

另一方面，该书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因缺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城邦面对新形势遭遇的困境，虽然哲学上的分析相当深入，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两人的文本，缺少与现实世界生动的联系。

可是两人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分析公元前4世纪城邦制度的病理和救治方案。没有雅典在民主政治下的鼎盛与帝国，不太可能产生智者运动和演说技术在雅典的成熟，也不会产生克列昂和亚尔西巴德那样的政治家；没有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失利，以及大众对精英阶级的优势，就不可能产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柏拉图等人对人民领袖的批评；没有雅典民众在民主政治恢复后的大度举动和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的复兴，以及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内部的剧烈冲突，也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政体运作原则与自保手段的细致分析；没有柏拉图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以及他在老小狄奥尼修宫廷中的遭遇（第一次差点被卖为奴隶，第二次差点丧命，第三次好不容易才脱身），僭主政治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的面貌肯定会有所不同；脱离了奴隶劳动和依附劳动的基础，无法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政体的基本特征：治国者是一批基本脱离生产劳动的有闲人士，因为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来说，奴隶制是天然的存在，是城邦存在的前提之一。

指导亚历山大大帝的亚里士多德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有意忽略了他生活的世界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正当亚历山大创立世界性帝国的时代，思想却仍停留在城邦时代，把城邦作为最完美的国家形态（尽管我们可以争论说，忽略也是一种态度），因而让人们不太容易直接在历史实际与哲学家的思考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则柏拉图政治学说与其生活背景的关系，似乎更加直接。在第七封信中，他明确谈到了自身经历对自己关于民主政治的看法、“哲学王”观念以及政治思考的影响。

但在该书中，两位哲人对公元前4世纪的反应，一定程度上都被忽略了，于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基本变成了两人脱离实际的对理想城邦的构想或玄想，他们某些主张的社会基础，也失去了产生的具体语境。卡特利奇提供的背景相对概括，且重点在于希腊城邦的政治运作对政治思考的刺激，几乎没有触及古风到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变化及其对政治思考，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他们具体的社会背景的关系，不足以替代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历史的概述。

……

当该书把悲剧、诗歌、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纳入政治思想范畴时，它的确扩展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政治思考的内容，增加了探讨的层次和深度。但是，该书所考察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希腊部分，由于重点在阐释政治哲学，忽视了建筑、艺术、政治制度与法律、习惯中包含的政治原则，由此导致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古典时代的政治思想基本变成了批评民主政治和构建理想国家的努力。民主政治支持者的主张，除在悲剧和演说家两章中略有涉及外，几乎从该书中消失；对奴隶及其地位的讨论，基本没有触及。

事实上，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们在文献、建筑和艺术中的表现，经过琼斯、芬利、奥伯、汉森与奥斯邦等人的发掘，已经大大丰富。琼斯致力于从民主政治的批评者那里重构民主派的基本主张；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和《古代世界的政治》中，芬利也不同程度地触及城邦的意识形态，并试图重建民众参与政治的原理与基础；奥伯通过分析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比较深刻地解析了民主政治下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汉森对伯里克利葬礼演说的细心解读，使他发现古代民主政治同样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原则；奥斯邦从艺术史资料，主要是帕特农神庙的雕刻中，寻求雅典人宗教活动中的民主意识。

在《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的罗马共和国部分，阿特金斯在一定程度上留意到政治实践所暗含的罗马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原则，并成功地把它与西塞罗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然而阿特金斯的做法，是该书少有的例外。除早期基督教部分略微涉及圣哲罗姆等的宗教实践外，在讨论罗马帝国政治思想、包括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之时，该书仍基本局限在圣经和教父作品中，建筑和艺术中体现的政治哲学，不曾进入作者们的考察范围。作者明显基本赞同布朗关于古典古代晚期的概念，但在构建基督教和帝国后期的政治哲学时，却未能把布朗的主要方法论———广泛利用非文字史料说明历史的延续性，应用于政治思想研究，稍稍有点令人意外。

齐世荣先生曾经指出，要开展良好的学术批评，需要破除三种错误的观念：一是一旦批评某人，“就是对某人不利”；二是“某人一旦受到批评，他的研究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三是“批评者一定比被批评者高明”，并引用知名学者余嘉锡关于自己的《四库提要辨证》的话，以说明评论人和被评者之间的关系。而要写好一篇书评，不仅要求评论人对所评图书的内容有透彻全面的了解，而且要观点鲜明，并就原书提出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以把问题引向深入。

所以斗胆写出这篇书评，首先是个人出于对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敬佩。仅从本书能够展示的内容看，今天政治思想领域讨论的众多基本问题，例如政府权力的来源，治理国家的方式、治理的效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等，都已经在希腊和罗马的哲人那里得到反复讨论，其中的诸多认识，早已成为政治学和哲学界的常识。今天的中国人在惊叹于古人伟大的文学、艺术、政治和军事上的辉煌时，是否也应适当对他们赖以取得成功的政治哲学基础有所感悟？

其次，则是出于对该书作者们的敬意。必须承认，要把这本700多页的大书从头到尾读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精力。正是主编和作者们多年不懈的努力，才呈现出这幅古典世界政治思想不算完整的全景图，让我们能够欣赏到古典世界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雅典人按照人口比例而言，是“最聪明、最卓越、最有成就的一支人”，因而值得我们敬佩，那么能够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准确、合理地呈现给读者的人，也同样值得我们敬佩。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有删节。作者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

克里斯托弗·罗等主编晏绍祥译

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百科全书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综合与全面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作，始于荷马，止于古典晚期，以基督教和异教对神圣的与人类秩序的思考终篇。该书一方面考察了诸多观念所处的古代语境；另一方面探讨了这些观念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观念在现代仍有回响，或是人们一直关注的对象，因而这部行文明快的著作，对于读者，将长期成为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治理与共同体思考的便捷的权威指南，进而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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